鲁 迅 传
作者:  来源:   2016-04-14 00:00:00

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记,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

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画“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怯和无耻,我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摹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法,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人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的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殳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硬、不屈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他自然要发生错觉了。我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有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绝不仅仅是个别人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者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19928 上海

 

第一章 幸运儿

直到经过了最近这一二十年的人生波折,我才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确有“命”这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算命先生说得口沫横飞的那种神秘的主宰,它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指你在什么时候,出生在什么地方。一个人的出生,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人来征求他的同意,他也完全没有可能为自己作哪怕是一点点的选择,就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缘,甚至他的父母也没有料到,他一下子获得了生命,赤条条的站到了人世间。仔细想想,这实在荒谬,我们每一个人,竟都是这样被胡乱推到了人生的起点,开始长长短短,各不相同的跋涉。当然了,谁都想尽快踏进乐园,享受为人一世的生趣,可人寿那样短暂,倘若你一睁开眼睛,就已经被扔在了废墟的门口,就是身手再怎样矫健,恐怕也跑不了多远,只能遥遥地看着别人奔向乐园,自己在一旁哀怨吧。有多少次,你用力鞭打着生存意志的快马,在人生道上纵兴驰骋,终至于人疲马乏,滚鞍下马,却吃惊地发现,你其实还是在离起点不远的地方打转转,不过像如来佛手掌上的孙行者,自己做一个好梦罢了。你当初的诞生时间和地点,正牢牢地把你攒在手心里:这就是你的命。

不用说,鲁迅也自有这样的“命”。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他出生在绍兴城东昌坊口一座周姓宅子里。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这就难怪幼年的鲁迅会那么可爱。他长得很健壮,圆圆的脸,矮墩墩,眉眼又清秀,用绍兴话来说,长得很“体面”事实上,直到后来从日本回家完婚,他都被家乡人看作是一位漂亮人物。他性格活泼,机伶,自然也就调皮。他的曾祖母戴氏,平常不苟言笑,总是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门口一张硬梆梆的太师椅上,让人觉得不大好接近。鲁迅却偏偏要去逗她,故意从地面前走过,假装跌跟头倒在地上,引得老大太惊叫:“啊呀,阿宝,衣裳弄脏了呀……”过一会儿又从她面前走过,又假装跌,要引她再作那样的惊呼。②那么个小小孩,就会如此去和一脸严正相的曾祖母寻开心,倘在别的场合,你想他会有多顽皮!

顽皮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天性。随着年龄增长,小小孩的顽皮也就逐渐发展成少年人的鬼脑筋,甚至是恶作剧。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作“对课”,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鲁迅的对课成绩相当不错,屡次得到塾师寿镜吾先生的称赞。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你说我对什么好?”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也真是呆子,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进入三味书屋以后,他的好斗的性情更有发展,有一次不知听什么人说,城中另一家私塾的老师,绰号“矮癞胡”的,竟然虐待学生,连撒尿都要从他手上领一枝竹签才能走,鲁迅不禁大怒,放学后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冲到那“矮癞胡”的私塾里,正巧里面没有人,他们便打翻砚台,折断竹签,大大地造了一通反。还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传闻,说有位姓贺的武秀才,经常在家门口打骂过路的小学生,鲁迅们便相约着埋伏在那人的家门口,预备揍他一顿。他们都还是小孩子,那姓贺的却是武秀才,为了保证必胜,鲁迅特地取了祖父的一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去,幸亏那武秀才听到风声,不愿意来和小孩子们惹麻烦,否则,我相信鲁迅一定会拔出那柄刀,给那武秀才尝尝厉害的。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耒耙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明明是自己买来的书,却这样耐心地描画,鲁迅在这当中感受到的乐趣,想必是非常强烈吧,我们每一个人刚踏上求知之路的时候,总会遇到社会为我们规定的一整套标准课本,社会正是靠着这样的课本,来制造一批批的标准公民,延续它对新一代社会成员的精神统治。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社会成规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首要的条件,就是看他能不能在那一套标准课本之外,寻找到别样的课本,正是这些非标准的课本,将向他提供发展自己精神个性的内在动机,幸运的是,从这个撅着嘴,一笔一划地影写《荡寇志》的孩子身上,我正看到了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鲁迅就逐渐浸入了一个远非四书五经所能规范的精神海洋,他身上的许多发自天性的冲动,就不像有些被标准课本束缚住的孩子那样,一开始就受到压抑。譬如有这样一件事,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听到大人讲话夹着“卖X”的话,他非常好奇,这X怎么个卖法?于是他依照对自己的观察,大胆地想象起来:画了一长串状如香蕉的东西,吊成一串,旁边画一杆秤,这就算是在“卖”了:多么可爱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小孩子总是早睡,周家也如此,天一黑就把鲁迅和弟弟们赶上床,可他并不能立刻入睡,有一段时间,就和周作人躺在床上聊天,将白天看来的神怪故事编成童话,什么有一座仙山,山上有大象一般的巨蚁,有天然的亭台楼阁,仙人在其中炼玉补骨肉,甚至可以起死回生……一夜连一夜,讲得那么起劲,许多细节都一再复述,两个在黑夜中躺着的孩子,真是完全沉浸入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了。一个人的天赋当中,最可贵的就是幻想的激情,人的爱心,人对诗意的敏感,甚至整个的青春活力,都是和这种激情融合在一起的,从另一面看,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也首先是从剥夺他做梦的心境开始,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幻想,再也不做白日梦了,什么时候你也就完全被社会挤扁了。鲁迅向周作人作这种夜谈的时候,已经十三四岁,不再是小娃娃了,可他仍然这样热衷于编造童活,这样兴致勃勃地投入幻梦的境屏,我真忍不住要说,你真是有福的人!

像这样爱好童话世界的孩子,心地必然是温良多情的。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他父亲去世以后,有一回家族聚议,重新分配房屋,亲戚本家欺负鲁迅家,要把坏房子分给他们,鲁迅作为这一房的长孙,坚决不肯签字,引起一位本家长辈的厉声呵责。这位长辈就是鲁迅的开蒙老师周玉田,当时鲁迅非常生气,晚上在日记里还忿忿地记了一笔。但是,事情过后,他却并不记仇,依旧去玉田老人那里玩耍,聊天,还在这一年用楷书恭恭正正地抄了他的一百首诗,题名为《鉴湖竹枝词》,自己注道:“侄孙樟寿谨录”。直到几十年后写《朝花夕拾》,虽然记到了那次家族聚议,却并不指明玉田的名字;在另一处直接谈到他的时候,却用了那样温情的口吻:“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我觉得鲁迅对周玉田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基本的情感状态,他是那样一个善良温情的孩子,一个对周围满怀好感,不知道记仇,更不喜欢报复的孩子。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甚至已经能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恐怕谁都会替他庆幸,热切地祝福他顺利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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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鲁迅本姓周,名樟寿,后改为树人;号豫山,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为了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他鲁迅。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一百三十九页。

张德耿录写:《鲁迅亲友谈鲁迅》,杭州,东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十四页。

鲁迅:《阿长与山海经》,《朝花夕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十五页。

第二章 天突然坍了

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赂。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案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门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人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一元四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坎的地步,这败落也就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自家人尚且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的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人自家的房门。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戾,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甚至平素温和的周伯宜,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又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呢!你既然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罢了。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旧时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也不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的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也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人生阴暗面的感受习惯的种籽,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 正在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残暴的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怵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毫无人性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事实上他的一生,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因此,他的独特的思想意识,有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面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那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般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后力。原来他遭遇到的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在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旧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狰狞人生的伪装布,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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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一百四十八页;并王得后:《< 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九十页。

  ②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三百五十九页。

第三章 离乡者的凄哀

  鲁迅十八岁了,一个新的问题迎面而来:他要做个什么样的人?他今后的出路在哪里?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自然应该走做官的路,先把四书五经读个烂熟,再好好操练一番八股文和试帖诗,然后去考秀才、举人、进士,最后搏个一官半职——这正是鲁迅祖父走过的路,也是祖父和父亲希望他走的路。看起来,鲁迅一度也试过这条道。在三味书屋读完经书以后,他曾在家里学过一阵八股文,像什么《义然后取》,什么《无如寡人之用心者》,也做过几首试帖诗,像什么《红杏枝头春意闹》,什么《苔痕上阶绿》,一篇篇都送去给寿镜吾先生批改,态度似乎很认真。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还和二弟一起去参加会稽的县试,在五百多人中考得第一百三十六名,成绩堪称中上。但是,他对走这条路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既然对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模糊的反感,对这社会给读书人规定的科举道路,就很容易觉得无聊。他本来似乎还想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可正逢他一个小弟弟因病早夭,心情大坏,就索性不去了,他的科举之路,也就此断绝。

  当时绍兴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秀才,往往就给人当幕僚,或者经商做买卖。可是,当幕僚要有关系,做买卖要有本钱,鲁迅家境那样狼狈,这两个条件一样都没有。剩下的路,就只有进新式学堂了。说起来,清政府的一班大员发动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已经有十多年了,但在一般城镇士绅的眼中,这学堂还是不伦不类的怪物,其中讲授的“声光化电”,更是洋人的“邪学”,自以为正经的读书人,一般都不屑于跨进去读。可就是这样的学堂,鲁迅也并不是都能去读。当时杭州有一所求是书院,是这类学堂中较为出色的,他也很想去,可是学费太高,每月要三十二块大洋,他哪里付得起?万般无奈,只好选择地处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这是一所类似军校的机构,入学近于当兵,没有什么读书人愿意去,收费也就极低,差不多是免费。可也惟其如此,学生多不愿以本名注册,而要改换姓名,鲁迅那个“周树人”的名字,就是这样起的。你想想,当他拿着母亲东拼西凑汇集起来的八元川资,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用这“周树人”的名字到南京去报到的时候,心中是什么样一种滋味?在一般绍兴人看来,他这是堕入了穷途,是被迫走一条没出息的离乡背井的潞。虽说他厌恶绍兴的俗人,厌恶他们对自己的轻蔑,但这份轻蔑还是会给这个刚刚成年的离乡者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强化他那一份凄苦的心情。他到南京不久,就这样向家中的兄弟描述旅中的感受:“斜阳将坠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遏。”他又写诗寄回家中:“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二十多年后,他回忆这离乡的情形:“好。那么,走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语气间似乎充盈着一种主动与绍兴城决绝的意味。可我细读他的这些诗文,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他当时的心境的另一面,这个涕不可抑的年轻人痛感到寂寞和孤独,似乎既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激动着他,也没有开辟新生路的自豪支撑住他。就像一头被逐出家园的不合群的小兽,惟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路途茫茫,才忍不住要时时回眸故上,呻吟出失群的凄凉。

  俗话说“便宜无好货”,鲁迅一跨进江南水师学堂,便发现那里面一无可取,它不向你收什么钱,你也别想学到什么东西,教员们一个个架子十足,却胸无点墨,有一个甚至连“钊”都不识,念成了“钧”。直到二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教员公然在课堂上断言:“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鲁迅就读时的教员的水平有多糟,也就可想而知。自己水平低,还不许学生笑,鲁迅因为和同学一起讥笑那位不识“钊”的教员,两天之内,竟被连记了两大过两小过。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呆下去?鲁迅读了半年,便赶紧转学,到一八九九年的春天,他已经坐在另一所也设在南京的矿路学堂的教室里了。

  这里的情形似乎要好一些,至少教员中没有那么多白痴。但是,鲁迅的智力也在迅速发展,他很快又感到了不满足。课堂上的功课,他几乎不需要温习,可每次考试,全班二十几人中,他多半是第一名,这样念书有什么味道呢、他只好将眼光投向课堂之外,或者是买书报来看,或者是租马来骑,在种种精神和物质的驰骋当中,发泄自己多余的精力。可是,你进入新的社会天地,就会遇到新的麻烦。一位本家长辈见他读西洋的小说和理论书,便神色郑重地教训他,弄得他很不愉快。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中的少年人,看见他一个汉人竟高高地骑马踱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和辱骂,使他立刻记起自己还是大清族的奴隶。他大怒了,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却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还有一次,他看见墙上贴着一个纸印的茶壶,顺那壶嘴的方向望去,前面十字路口的墙上又有一个同样的茶壶,他好奇极了,一路追踪下去,直走到荒郊僻野,几乎迷了路,才猛然醒悟,这大概是一个秘密组织的联络暗号,于是赶紧止步,转身就跑。我想,这正是他在南京生活的缩影,在他四周,有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阻挡着他,使他气闷,使他不能够率性而行。

  两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了,先前那个老问题又拦住了他:以后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当时,出洋留学的风气日益旺盛,许多在国内感觉气闷的青年人,都纷纷出国求学。鲁迅也想走这条路。可是,就像他当初只能进免费的水师学堂一样,他现在也只能去争取官费的名额,到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去。那份拿着家里的钱阔阔绰绰地远渡重洋,到欧美去直接拥抱西方文明的机遇,与他隔得太远了。

  一九0二年三月,鲁迅东渡日本。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后来又返回东京,住在公寓里修德文,看杂书,直至回国,在日本住了七年多。日本民族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民族,它的性格中混合着极端的自卑和自大。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你不但是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而且是生活在陌生人的鄙视和轻蔑中间,请想一想,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何况鲁迅又有那样的早年记忆,绍兴街头闲人们的指指点点,当铺里高高在上的堂倌的奚落,还有那些从南京旗营里掷出来的石块和辱骂,都一齐会涌上心头,将他推入更深广的屈辱和激愤。

  鲁迅后来说过一句透彻的话: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倘说这句话是凝聚了他一生的许多经验,那他最初在东京见到某些中国留学生,恐怕是触发他产生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对象吧。日本人蔑视中国人,是因为他打败了你,你除了自己振作起来再打败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可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他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除了远远地避开这一切,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他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他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傲慢,鲁迅初到仙台,就有教员热心地张罗食住,任课的教授当中,更有藤野严九郎那样满怀善心的人,就是同班同学中,也有好几位不满意那些傲慢者的粗暴,特别站出来替鲁迅辩护。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事情仍然给鲁迅非常强烈的刺激,只要看看他与同学相处时的神态,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大多数场合,他都不多说话,给人一种沉静老实的印象。他也很少与同学交往,去剧场看歌舞伎,也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同行。即便那几位曾经为他辩护的同学,听说他要离开仙台,特地请他吃点心,合影留念,他真的走时,却连这几位同学也不通知,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全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不禁要猜想,他中断在仙台的学业,固然有从文的动机,他在仙台过得很不愉快,种种刺激使他不愿意继续久居,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他自己也不大愿意承认的潜意识的动机吧?一九0六年初夏,鲁迅返回东京,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六岁了。用去了八年的青春,从中国到日本,又从仙台回东京,四处寻求生路,却总是走不通,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回到老地方:没有钱,也没有文凭,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此后一生的命运的雏型,在这时候已经显露得相当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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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鲁迅:《戛剑生杂记》,《集外集拾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四百九十五页。

  ②周振甫编注:《鲁迅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一页。

  ③《朝花夕拾》,五十一页。

  ④《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三百五十八页。

  ⑤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六十五页。

  ⑥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重庆,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年版。

第四章 初皈神灵的狂喜

  但鲁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不断地陷入茫然失措的困境,他却不以为然,经常还是兴致勃勃,对将来充满信心。他还年轻,正是充满幻想的年龄,还不能充分领会艰难人世的含蓄的暗示,但我以为,他这时的自信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刚刚获得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正处在一个信徒初皈神灵时的情不自禁的狂喜之中。

  这事情还要从他在南京时的看闲书说起。他看得相当杂, 既读小说,从《茶花女遗事》开始,凡是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有一本就买一本;也看报纸,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几乎是每期必读;他更用心读理论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法意》,他是读了又读,还郑重其事地向别人推荐。后来到日本,阅读的面就更宽,一九0三年七月他特地写信给周作人,向他推荐约翰·穆勒的《名学部甲》【即《逻辑体系》】,可见兴趣有多大。他当然并不能都读懂这些书,但靠着严复对赫脊黎的学说的中国式的简化,更由于梁启超们对社会进步的前景的动人的鼓吹,那种物竞天择的进化观念,那种后人必胜于前人,将来必优于现在的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却深深地嵌进了他的头脑。可以这么说,他这几年间阅读的主要收获,便是知道了严复式的进化论。

  今天的中国人恐怕是很难体会一百年前鲁迅初次知道进化论时的兴奋心情了。从我们这一代懂事的时候起,进化论就已经是一个“常识”。从小学课本起,我们接受的全部正规教育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进化论,我们在课堂上学来的有关时间和历史的全部知识,都被牢牢地框限在历史进步论的范围之内,以至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认定“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天经地义,不证自明。可是,鲁迅时代的情形却完全不同。西方思想才刚刚传入,影响极为有限,中国的绝大多数土地,依然是传统思想的天下。说来也怪,中国的历史著作那样丰富,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却颇为单一。从先秦时期开始,无论老子对“小国寡民”的赞扬,还是孔子对“大同”世界的向往,更不必说墨子对“上古”和“当今”的种种比较了,基本的思路都是一个:今不如昔。正是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悲观主义描述,激发出了形形色色的复古理想,而正是这些不断想要返回过去的执拗的信念,共同孕育出了“五德轮回”式的循环论观念。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似乎又不断在证实那历史沉沦的悲观主义描述,证实那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思想。你当可想象,到鲁迅开始认字的时候,历史悲观主义的精神传统,会对读书人有多大的权威。事实上,鲁迅在读到《天演论》之前,脑子里原有的历史观念,就正是复古和循环的那一套,他别无选择,他看到的只有这一种观念,就只能接受它。

  不用说,他愈是厌恶四周的现实,这种历史悲观主义就愈对他造成精神的重压。一个人不满现状,,总是因为他另有一个理想,既然现实已经是一个坏的世界,那他理想中的好的世界,就只能存在于将来,也就是说,不满现状者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将来。可是,传统的历史观念却告诉你,你憧憬的将来并非真正的将来,它实际上是过去,你改变现状的唯一出路,就是复活过去。但是,你和统治着现实的既存的势力相比,谁和过去更加接近呢?当然是它,不是你,因此,传统的历史信仰实际上是把反抗现实者诱到了气馁的边缘,你是在和一个比你更有资格代表理想的对手作战,你稍微缺乏一点毅力,就会一下子跌进绝望的深渊。更何况,还有那个历史不断沉沦的悲观描述在旁边捣乱,你就更难摆脱绝望的诱惑。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对现实深恶痛绝的人,却少有坚决行动,来彻底改变现实的人,即使真的动手了,许多人也最终都陷进绝望、颓唐、甚至精神崩溃的境地,这传统历史观念的无形的窒息,正是主要的凶手之一。绍兴城里那一位比鲁迅早生三百年的徐文长,便是一个例子。

  难怪从清代中叶开始,一代一代的改革者都竭力来打破这种传统历史观念的桎桔。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谭嗣同,他们鼓吹社会改革,常常都是以倡导新的历史观念,作为第一阵开场锣鼓。但是,龚自珍也好,魏源也好,最后都程度不同地落入了循环论的窠臼,即使强调历史不可重复,也不过是重申韩非式的主张。康有为那个“进化有渐”的历史观念,更是直接套用了公羊三世说和孔子的“大同”“小康”论,不论他的本意多么新颖,披上那么多传统辞句的外衣,内蕴的锋芒必然会被掩去许多,倘是头脑不大灵活的人,还不容易领会其中的真意。因此,这些人探索新的历史观念的努力,最终都聚不成真正强有力的风暴,荡除传统历史观念的空气,许许多多像鲁迅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只能呼吸着陈腐污浊的空气,不自觉地走近那无数内心充满怨忿,行动上却并不反抗的失败者的行列。就说鲁迅吧,如果没有新的历史观念来激发他的反抗的勇气,他会不会也加入这个行列呢?从那个默默忍受着奚落和冷眼的少年人的身上,我分明看出了这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读到进化论的时候会那样震动,二十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脊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原来历史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的,从猿到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原来人类进化的规律,早已决定了新物必将代替旧物,年轻人必将胜过老头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为自己争取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早晚都会被淘汰,我又为什么不奋身而出,也来充当一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呢?在鲁迅此时的心目中,进化论哪里只是一种学说,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人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阳光,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的起点,是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新判断的基石;他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看着鲁迅这兴奋的神情,我真要深深地感激严复,正是他描画出来的那个进化论,和传入中国的其他西方思想一起,把一批敏感的中国人拉出了那条已经蜿蜒数千年的忍受和绝望者的长队,赋予他们对历史趋势和个人价值的乐观主义的新认识,最终将他们造就成一代奋起反抗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先觉者。

  鲁迅的心情大变了。先前那份受轻蔑、受压迫的痛苦依然存在,但另一种俯视现实,俯视黑暗的气魄与日俱增;那份走投无路的惶惑并没有消失,但另一种踏上坦途的欣喜明显压过了它;对势利和愚昧的人们的厌恶依然强烈,但就在这旁边,又生出了一种分析、探究和拯救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热情,虽不能说那默默忍受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但一种奋起反抗的冲动,显然是更为强烈。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旦信奉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理想,就自然要付诸行动了。

  于是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接着更沉入“如何救国”的庄严的思考,多次和朋友们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毛病是怎么沾来的?“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那该怎么办?“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这些看法并不特别,无论提问的角度,还是回答的思路,都明显受了当时报刊和留学生中的流行思潮的影响,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心路历程,却正是由这样的思考开始的。他吟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宣誓般的诗句,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又发表《斯巴达之魂》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绝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俨然要做一名斯巴达式的战士了。

  难怪他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他很快就重返三年前的生活轨道,依旧是学外语,读理论,也依旧是写文章,谈救国。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抒发去仙台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那些思想,譬如《人之历史》,是宣传进化论,《摩罗诗力说》,是崇扬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文化偏至论》,是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与四年前写下的《<月界旅行>弁言》的题旨,几乎一模一样。尤其他这些文章的语言和文风,也像四年前那样慷慨激昂,一点都不比《斯巴达之魂》有什么逊色。我觉得,与文章题旨相比,语气和文风更能够表现写作者的情感状态,正是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的慷慨激昂的文风,表现了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基本心态。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一九0三年他寄给朋友的照片上,眉字间流溢出那样一股勃勃英气,就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对自己的处境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但鲁迅的这种情形,还是会使人特别担心。命运是无情的,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目暴露给你且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心中灌满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弃,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入震惊和绝望的深渊?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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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严复在翻译赫肯黎的《进化和伦理学》时,依照他当时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作了相当多的简化和改造,详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期。

  《朝花夕拾》,五十四页。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

鲁迅:《自题小像》、《鲁迅诗全编》,二十四页。

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30502730.

33五十八页。

第五章 犹豫不定的灵魂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 即欺诈] ,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他甚至替佛教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社会的拯救来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定的灵魂。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我能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并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回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回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刺激,但是,这同时又表现了一种深广的悲观,一种对个人幸福的不自觉的放弃。而在这些背后,那绍兴的世界强加给他的阴郁心绪,不也相当明显吗?他为这场婚姻举出的三个理由,真是把他的内心矛盾的复杂性,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鲁迅回到东京,一定有一种轻松感,他可以抛开家里那些烦心的事,专心从事启蒙了。可他没有想到,就在东京,也有一连串烦心的事情等着他呢。
  他早有一个办杂志的计划,到这一年返回东京的时候,已经聚集了几位愿意撰稿的同志,经费也有人答应提供,于是他兴致勃勃,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最后连刊物的名字也决定了,叫做《新生》,一个标准的启蒙主义刊名,可是,事情很快又变了,先是,一位撰稿人去了英国,音讯全无,原先答应的稿件,一个字也不见寄来;接着是那位答应出钱的朋友,支支吾吾地食了言,剩下鲁迅和其他两位不名一文的人,对着那些插画和封面草图发怔。当初办杂志的消息传出去时,留学生中间便有人连声讥笑,一位冒失鬼甚至当面来问:你们办这杂志有什么用?现在是连杂志也流产,什么都不用回答了。
  但鲁迅并不泄气。他一面在其他留学生办的杂志上接连发表文章,抒发那些他原想借《新生》来抒发的意见,一面又与也到日本来留学的周作人一起,筹借资金,寻找出版商,要将他们翻译的那批俄国和巴尔干作家的小说结集出版。经过一年多努力,书终于问世了,就是分成两册的《域外小说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倘能够有影响,多少也可以弥补《新生》流产带给他的失望。可惜的是,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了一千本,下册印了五百本,可上下册加在一起。卖出去的还不到一百本。那堆积在寄售处库房里的剩余的书足以将鲁迅内心又一次燃起的希望之火,彻底熄灭。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向他清楚地展示了留学生活的暗淡前景。他在日本已经住了七年,最初的狂热日渐消减。思想上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他也越来越容易怀疑和犹豫了。倘若在这时,能有实际的成绩做出来,那还可以坚定原先的启蒙信念,偏偏又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就不能不使他为以后感到担忧:接下去做什么好?就这样坐在公寓里读书、学德语?也就在这时,绍兴老家又一次向他撒出网来:因为家中添了朱安,生计日艰;周作人又在东京读书,还要和那位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急需接济,母亲希望鲁迅能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面已经路途茫茫,背后又生出这么多牵制,两方面一旦合了围,留给鲁迅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一九0九年八月,他离开东京回国,结束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十年前他怀着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热情离家远行,可现在,他却为承担他其实并不愿意承担的责任而返回故乡,当他站在轮船甲板上回顾那离得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是怎样呢?我想,他一定清楚地感到了命运之神的严酷和无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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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十九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一页,二十四页。
  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二十六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鲁迅:《文化偏至论》,《坟》三十六页。
  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四十九页。
  
  鲁迅:《摩罗诗力说》,《坟》,六十二页,六十四页。
  同上书,五十三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三页。
  同上。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集外集拾遗》,十八页。
  鲁迅:《文化偏三沦》,《坟》三十七页。
  鲁迅:《破恶声论》,《集外集拾遗》,二十六页。
  同上书,二十七页。
  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五十页。
  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0年版,二百五十页。
  
  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三十七页。

第六章  待死堂

鲁迅回到国内,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和化学教员。我见过他此时的照片:短发,西装,雪白的衬衫,系着领带,唇上留着短短的胡髦,很神气。这似乎正表现出他的心态,虽说是回国挣钱养亲,毕竟还挟着一股东京生活的豪气。你看几个月以后,全校教员奋起抵制蛮横守旧的新学监,他会那样坚决地冲在前面,以至被人称为拼命三郎,就可以知道他的锐气还有多么旺盛。
  但是,这时候的清廷已经摇摇欲坠,社会各界一片黑暗,即使身在新式学堂,空气也一样浊重难堪,且不说官僚的压制,小人的倾轧,就是那似乎应该真心未泯的学生,有时候也会使鲁迅大吃一惊。有一次上化学课,在教室里试验氢气的燃烧,他在讲台上放好一个氢气瓶,却发现忘了带火柴,只好对学生们说:我去取火柴,你们别去碰这个瓶子,一旦空气进去了,再点火就要爆炸的!可是,等到他拿了火柴回来,一点火,那氢气瓶地就炸开了,他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装硬袖,也溅满了讲台上的点名簿。到这时候,他才发现,原先坐在前面两排的学生都早已移坐到安全的后排去了,他们是知道氢气瓶要爆炸的!我真无法想象他当时看着这群学生的心情,说他们年幼无知罢,他们中有些人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那么是存心捉弄教员?倘真如此,他还有什么心情继续给他们授课?直到多年以后,他在北京还屡次提起这件事,可见刺激是如何深。那火柴引爆的岂止是一只氢气瓶?它分明引爆了埋藏在鲁迅心中的全部怀疑和不信任。
  在杭州仅仅当了一年教员,他便离开,回到绍兴的府中学堂去当学监。大河都那样污糟,小沟里怎么会干净,他在府中学堂教了不到半年,就已经想辞职了,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才又勉强干了一学期。到第二年夏天,他无论如何不想再干了。他向上海的一家书店申请当编辑,还译了一点德文书去应考,结果被拒绝了。他又托朋友往其他地方找饭碗:越中学事,惟纵横家乃大得法,不才如仆,例当沙汰。……而家食既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如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愿在他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一面是家食的逼迫,一面是纵横家的排挤,他夹在这样的缝隙之中,心情自不免消沉起来。他此时只有一个好朋友许寿裳,可以发发牢骚:仆荒落殓尽,手不能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向日,又翻类书,苔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也。”语气间竟流露出一种凄苦。贫困和闭塞,向来是套在中国文人脖子上的两根绳索,你有再大的志向,一旦饭碗被砸,就立刻会彷徨无措;纵有满腹经纶,一旦溶入宵小狠集的角落,也就毫无办法,徒然受气。古往今来,多少有才气有抱负的文人,被这两根绳索勒得奄奄一息。你看鲁迅,回国才两年,心情思路都已经和作拼命三郎的时候大不相同。他自己也知道,有一次对许寿裳讲述催周作人回国的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三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很明白自己的精神活力,已经被艰难琐碎的生计之碾磨损得伤痕道道,就像十年前一样,倘若不能挣脱出去,他多半又要被他深恶的绍兴城吞噬了。
  就在他一封连一封向许寿裳写信求援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变了颜色,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取代了宣统皇帝,千千万万中国人也由清廷的奴隶变为民国的公民。武昌起义后一个月,革命党人王金发带着军队,乘坐一队大木船抵达绍兴,当上了绍兴军政府的都督。以共和代替专制,本是鲁迅在东京奋斗的目标;浙江会党出身的王金发,曾经陶焕卿的介绍,参加过光复会,更算得上他的同志。因此,无论全国还是绍兴,形势的发展似乎都符合鲁迅原先的期待,王金发到绍兴不久,便委任他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更容易使他产生希望,似乎天地果然翻了个身,新的时代开始了。
  鲁迅又变成了拼命三郎。他奔走迎接绍兴的光复,还自己挟着指挥刀,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维持秩序。接手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之后,更是尽心尽力,从学生的睡眠一直管到他们的伙食,查夜,诊病,代教员批改作业,向王金发索讨经费,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他还支持几个学生办了一张《越锋日报》,替他们拟发刊辞,辟杂文栏,换着笔名写短文,针砭绍兴的种种时弊,甚至抨击军政府。昔日在东京筹办《新生》,撰写政论的热情,再度焕发出来。
  但是,就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绍兴是这样一个绍兴,不作根本的改变,只换几个当官的人,那就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王金发很快就被原先的绅士们围住,得意洋洋地摆起都督的威风,连他手下的随员,穿布衣来绍兴的,不上十天,也纷纷换上了皮袍子,腐败的速度一点都不比旧官僚慢。鲁迅的日子很快又难过起来,种种排挤且不去说,单是学校的经费,就要催了又催,最后干脆答复说:没有了!他这校长还怎么当?回到家里,他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王金发不给学校经费,却送了五百块大洋去收买《越锋日报》,那几位年轻人居然也收下,鲁迅跑去劝阻,竟碰了一鼻子灰。上面是这样的军政府,下面是这样的反对派,辛亥革命前那种视绍兴为棘地的念头,自然会重新浮上他的心头。中国的老话说,危邦不入。既然绍兴不可居留,那就还是走吧。不到一个月,《越锋日报》馆果然被王金发的士兵捣毁,就更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少年时代起,绍兴就一直使他蒙受压抑,即使辛亥革命,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再也不用抱什么希望,他与绍兴这座城市的缘分,已经尽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许寿裳的推荐,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长蔡元培邀请鲁迅去当部员。这不啻是向他开启了一扇逃脱绍兴的门户,他当然要夺门而出。一九一二年二月到南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北迁,他又被任命为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佥事,兼社会司第一科科长。于是在五月底抵达北京,住进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鲁迅在教育部做了十三年的佥事,他对工作相当负责。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曾经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一次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由于协助筹办一个展览会,他还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甚至到西安讲学,他也不忘记指名看西安易俗社的秦腔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因为它受过教育部的褒奖,正在他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但是,他初到北京时的格外尽力,是否也因为这是一种新的生活,他愿意自己的命运有个转折,所以特别殷勤呢?希望自己的生命能有一个值得的意义,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欲望,虽然鲁迅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失望,现在这远离绍兴,依时办公的生活,毕竟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倘他固此产生某种隐约的希望,不也是非常自然的吗?
  可是,北京的生活很快又变得难捱起来。鲁迅一个人住在绍兴会馆西侧的一排僻静的小屋中,除了去教育部办公,便是一人向壁,寂寞和无聊与日俱增,北京官场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随着袁世凯当皇帝的欲望日益强烈,他手下的鹰犬也日益猖獗。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内部的文官,不断地捕人,以此威吓那些可能反袁的官员。鲁迅偏偏又是随蔡元培北上的官员,属于南方的革命党,就格外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在教育部内,蔡元培已经辞职,新任总长视鲁迅为蔡党,也正在寻找机会,要将他赶出教育部。怎么办?看看教育部的同僚,都纷纷学古人的样,或嫖或赌,或古玩或书画,公开表现自己沉湎于某一种嗜好,来逃避袁党的猜疑的目光。连那位蔡锷将军,也是躲在名妓小凤仙的房中,才保下一条命,鲁迅除了学大家的样,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他生性简朴,不爱赌,也不喜嫖,买古玩书画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只好选择一种较为省钱的事情石刻拓本抄古碑,作为自己的嗜好。于是,他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时返回会馆。吃过晚饭,八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要到半夜一两点钟。买来的汉碑拓片大多残缺模糊,抄起来极费心思,有时候抄清一张要好多天,既能远祸,又能消磨长夜,鲁迅渐渐还生出校勘的兴趣来。一夜连一夜的孤灯枯坐,时间也飞快地流逝,一眨眼,竟抄了五六年。
  当然,在绍兴也罢,在北京也罢,让鲁迅真正难捱的,都不仅仅是政局的无望和官场的压迫。当他劳累了一天,在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室里独坐抽烟的时候,当他在绍兴会馆的静夜中辗转难眠,静听窗外老槐树叶的簌簌声响的时候,他会不会后悔自己过去的天真呢?当初在日本,以为天地广大得很,也就不怎么在意与朱安的婚姻,甚至对人说,那是母亲娶媳妇。可他现在回来了,发现天地原来那样低窄,自己也并无振翅高飞的能力,其实是只能在一块极小的地面上兜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正有朱安与他朝夕相对:到这时候,他才真正尝到那场婚姻的苦味,才明白过来,是自己娶了媳妇。倘说朱安是个包袱,它可并不是压在别人身上,而是压在他的身上。
  他的天性毕竟温厚,一直勉强自己,对朱安以礼相待。有一次朱安娘家经济拈据,他还寄钱去资助过。我甚至相信,他曾经作过努力,要和朱安建立某种情感的交流,她毕竟是他的妻子,越是在社会上遭遇种种的不如意,那种想在家庭中寻求安慰的冲动,也自然会越加强烈。我更相信,朱安一定也竭其所能,尽量来迎合鲁迅,她知道鲁迅不喜欢她,但她既然嫁到了周家,就甘愿一辈子陪伴他,能获得他的接纳,是她后半生的最大目的。可是,他们之间的智力和文化差距实在太大,鲁迅对她又没有感情,稍一接触,便会发现她的种种缺陷,那点原来就很微弱的交流的热情,很容易就消退下去。他对母亲抱怨说: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话就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连话都不想谈,从鲁迅这一面说,已经是将朱安视同路人了,可是,他们又必须住在一起,你想想,从早到晚,都要和一个其实连话都不愿对她说的女人在一起,这种处境,真可以算是上帝施加给人类心灵的最难捱的苦刑了。
  他当然要逃避,可是,倘不离婚,这逃避的余地也就很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家独住。所以鲁迅回国之后,先是住在杭州,后来回绍兴,也多半住在师范学堂的宿舍里,很少回家过夜。他在托许寿裳给他介绍工作的信中,特别写上虽远无害,就正是出于这种离家避居的愿望。后来去南京,去北京,他都是独自一人,情愿忍受种种独居的困苦,也不肯将朱安接来同住。在绍兴会馆的七年间,他都是一人独居,倘不是母亲几次来信,要他接她们去北京,他恐怕还会一直这样逃避下去吧。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逃避。朱安是不在身边了,婚姻的束缚依然紧跟着他。至少在初到北京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一个女性的朋友。他才三十几岁,每个体格健全的男人都有的那些欲望和渴求,他同样也有。它们得不到宣泄和满足时的痛苦,更会对他造成精神和生理上的双重折磨。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在至少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我真难以想象,他是怎样经历这一切,又是用什么方法来缓解那些折磨的。郁达夫曾经引他一位学生的话,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但可以肯定,为了长时期地克制自己的孤独感和性欲,他一定用过各种艰难的手段,在心理和生理上也难免要付出代价。鲁迅学过医,很知道这样的禁欲生活对人会有什么伤害,他后来写道: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这些话虽有特定的指向,他对独身者的心理变态能有这样透彻的把握,显然是掺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明知道这是一种折磨,却还要挑选来担着,因为倘不如此,就必须担任另一种更苦的罚役。请想一想。他是在用什么样的心情过日子?
  难怪在绍兴的时候,甚至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逐渐养成了一种不修边幅的习惯。我们都还记得他刚结婚的时候,是如何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也记得他归国初期,留在照片上的那副西装革履,英气勃勃的神情。可是,才一两年的时间,到辛亥革命之后,他竟是以这样的模样出现在绍兴师范学堂: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长到一二寸,不修剪,根根直坚,简直像四五十岁的人;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与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这变化真是太大了!一个人的衣着习惯,正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态度。中国向来有故意穿得破破烂烂,显示洒脱不拘的名士风度,但鲁迅不是这种人,他并不愿意自己囚首垢面,譬如对自己的胡子,就经常拿着剪刀修剪。但他事实上仍然养成了随意马虎的衣着习惯,而且不仅在穿衣上,其他诸如被褥的软硬薄厚,家具的舒适与否,他都颇为随便,他甚至嘲笑别人使用生发油之类的化妆品,这是否正表现他对自己的一种深藏着的不在乎呢?男人久不与女人交往,往往不惮于邋遢,但你从鲁迅身上看到的,却不只是这一点。自成年以来,他辗转奔波,苦苦追求,却不断受挫,处处碰壁,现在又蛰居在这寂寞萧索的北京城中的一角,国家社会的前途也罢,个人的功名事业也罢,他都不能不看淡,不能不放弃。而既然如他后来所形容的,在婚姻大事上饮用了慈母……误进的毒药对自己的个人幸福,他也不能再抱什么希望了。他刻了一方石章,曰;又给自己选了一个号,叫做俟堂。笔划虽不同,意思是一个,就是待死堂。他竟会取这样的名号,刻这样的印章,就是再粗心的人,也不难想见他的心情,一种对于社会和个人的深刻的悲观,一种对于历史和将来的凄苦的绝望,正文织成他这时候的基本心态。我所说的那种深藏在他内心的对自己的不在乎,就正是指的这一点。
  鲁迅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已经结束了。仗着童年时代养成的天性,也因为青年人的乐观和天真,他一直都没有认真去正视自己的命运,也一直不愿意放弃乐观进取的理想。可是现在,他不但被迫回国谋生,更满饮了回国之后的十年的人生苦酒,就是再不情愿,他也只能承认,自己是已经被赶进了一个深坑,环顾四周,似乎都没有爬出去的可能,那就干脆坐在里面等待,任凭你什么东西,包括死亡,都请来吧!一种极度的愤激,使他对自己的命运的理解,第一次和那命运本身吻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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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鲁迅: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十二页。鲁迅:一九一0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六页。
鲁迅: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九页。
阮和苏:《谈鲁迅二三事》,绍兴纪念馆编:《乡友忆鲁迅》,一九?版,三十九页。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四百八十三页。
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文桌》第四卷,广州,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二百零六页。
鲁迅:《寡妇主义》,《坟》,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六页。
鲁迅:《杂感》《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第七章 戴着面具的呐喊


  但是,就在鲁迅自以为无望,只能“待死”的时候,从那深坑的上面,却又悄悄地垂下了一根绳梯,它就是陈独秀在一九一五年夏天创办的《新青年》。这位因参加“二次革命”而被迫流亡日本的安徽人,年龄与鲁迅相仿,性情却远比他开朗,刚刚回到上海,就一心要和袁世凯们再战一场。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政治和军事斗争,而是转向思想启蒙,他的目的也不再是推翻一个袁世凯,而是要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整个文化和思想传统,他在心里恨恨他说:别看在政治和军事上斗不过你们,我现在用新思想和新文化唤醒年轻人,看你们还能站得稳身!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战斗情绪的催促下,陈独秀将《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很快就引起了北京、四川甚至远在美国的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部。正巧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决心将这所官气极重的京师最高学府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便将陈独秀和胡适们请去当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声势更为壮大。到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它激动了几乎每一个敏感的读书人的心。
  鲁迅住在北京,又在教育部任职,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开始却并不重视,也不以为它会对社会有多大的作用。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看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就丢开了。对蔡元培改革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甚至到一九二0年,“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一个准备“待死”的人,对世事的理智判断自然容易悲观。
  但是,就在他的理智如此消极地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他的生命本能却作出了热烈的反应。他毕竟还不到四十岁,就是理智上再绝望,生命的本能冲动也不会甘心,它总要时时冒上来,想拽他离开那单人禁闭式的生活。因此,一旦听见绍兴会馆外面的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它自然就要抓住不放,以此来刺激鲁迅内心的怀疑意识,将它引向与原来相反的方向,不是怀疑乐观和理想,而是怀疑悲观和绝望:我的命运就真是这样地不可改变了么?难道就只能这样消磨余生了么?就算不能摆脱母亲给自己设下的婚姻桎梏,在对社会的改革上面,我也一点都不能出力了么?社会给了我那么多伤害,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呐喊来报复它呢?即便于实际并无多大的帮助,至少可以使自己振作一些?……在人的各种意识当中,怀疑意识常常是最有力的,它本身不需要提出证据,也就很难用什么证据彻底地驳倒它。越是内心矛盾的人,越容易接受怀疑意识的影响,因此,鲁迅的生命本能一旦获得这怀疑意识的帮助,悲观主义的理智就不大能再长久地压制住它。到一九一八年,他终于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向《新青年》投稿。先是小说,再是诗,再是杂文和长论。以投身新文化运动为绳梯,他决意要爬出那个“待死”的深坑了。
  要爬出去却不容易,他先得克服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他这样描述钱玄同动员他投稿时,他的心理活动:
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他说得很坦率,虽然是决意呐喊了,心境却和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大不相同,也和绍兴光复后率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时候大不相同,当年那种真理在手,理想必胜的信念,那种慷慨激昂,志在天下的雄心,已经所剩不多,他现在的“确信”是在另一面,那就是铁屋子的“万难破毁”。倘若层层追究他提笔作文的最终动力,那大概只有一个“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就只有这样的命运,不甘心社会就这样保持对自己的胜利。但是,他又要投身一场宣传新思想的运动,尤其是这样一场中国式的意在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文化运动,他必须像陈独秀们那样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必须向公众不断地发表意见。而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为着特定的社会政治目的发动起来的运动当中,发动者并不能自由选择自己想说的话,他们最初设定的目标,早已为他们划定了说话的范围。你不是想唤醒民众去铲除专制吗?你就只能在你的思想武库当中,选那些最能迅速地打动人心,最能激发人反抗冲动的兵器来挥舞。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陈独秀们手中的新思想,全都是从西方搬来的,人道主义,进化论,科学和民主,诸如此类,大家都相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几乎每一个投身新文化运动的人,都情不自禁会拉开嗓子,热烈地鼓吹它们。不用说,鲁迅倘要给《新青年》写稿,也就只能讲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的心理障碍:一方面,他必须加入陈独秀们的思想合唱,必须装得和他们一样满怀信心,以为用这些外来的思想就一定能改造中国,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又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他相信的东西甚至正和它相反,这怎么办?
  从他那段有关“铁屋子”的自我描述,可以看出他是通过这样两步克服自己的障碍的。第一步,还是靠那个怀疑意识,虽然自己拥有“必无的证明”,钱玄同的希望却是指向将来,只要前面还有一个将来,你就不能说它一定不能实现,在这里,他运用的正是那种“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一万次,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的推论。第二步,既然钱玄同式的希望也能成立,那就不必在它和自己的“确信”之间弃一择一,而是两者都不妨接受,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却开始“做文章”,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干脆戴一副面具。从严格的启蒙主义标准来看,这自然是一种信仰上的不彻底,一种对待内心矛盾的灵活性,但是,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却在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在整个二十年代,他甚至都不否认这一点。一九二五年他对许广平说:“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候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借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这已经是和盘托出了。
  于是他摆出了慷慨陈辞,大声疾呼的神态。他抨击现实中种种鼓吹迷信,乱诌“鬼话”的怪事,更驳斥社会上种种捍卫“国粹”,诋毁新学的谬论;他号召觉醒者“大叫”,一直要“叫到旧账勾消的时候”,更希望青年人“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他极力鼓励:“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更斩钉截铁地宣布:“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他不得。”他还多次拿欧洲的事情来作将来的证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引出一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的结论;由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他更一往情深地咏叹:“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简直和十年前向《河南》杂志投稿的时候没什么两样了。……但这只是一种表相,他心里并不真这样激昂。就在写这些随感录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说:“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非俄国式之乱也”,甚至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糊涂而已!”比起那些随感录,这封信中的话当然深刻得多,我今天阅读它,仍然感觉到沉甸甸的分量。一个人对社会的未来已经有了这样透彻的认识,他怎么可能激昂得起来?面具终归是面具。不可能遮没真人的全身,时间一长,写的文字一多,鲁迅内心那些悲观的“确信”,难免要从面具的四边溢露出来。一九二三年他去北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演讲,本意当然是鼓励年轻人切实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不多久,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警醒他”,这不又是那个“铁屋子”的比喻吗?在这篇不长的演讲中,他几次三番重复这样的意思,还引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话,说是“万不可作将来的梦”,几乎要将面具掀开来了。到了一九二五年,他更在杂文中接连表示对于历史进步论的怀疑和否定:“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十年前,他只是把中国过去的历史看成是一种倒退的历史,现在他干脆把这倒退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于是他要人们到历史上去寻找“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他更悲愤地仰天长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用了这许多材料,难道竟不过老是演一出轮回把戏而已么?”
  一般说来,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鲁迅所以要戴面具,就是想避免这一点。既然是呐喊助阵,更不应该泼冷水,何况他也并不真能肯定,这仗一定就非输不可。固此,只要还没有气昏了头,他就总要勉强自己,尽管多说些乐观的话。可是,就是他的这些勉力呐喊的活,你听到后来,也常常会不自觉地收紧心胸,因为那呐喊当中,分明显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激,你甚至会觉得它非常刺耳,就像是一种反话。
  比方说,还在一九一八年冬天,他就对《新青年》式的启蒙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倘若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接着还引耶稣和尼采的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l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那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这些话的整个的意思,当然是积极的,“各走自己的路”也好,“切切实实地帮他抬”也好,都是主张有为的。但是,你再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倘若他们不肯听劝,那就随他们去吧,这就和《新青年》的基本立场不一样了。既是想改造社会,那就不能讲放弃,倘若这个“他”不止是代表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的人群,意味着从赵太爷到阿Q的社会的多数呢?“他”将使整个民族都坠入灭亡,你还能放弃吗?可是,从鲁迅这话的逻辑来看,他的回答应该是:“不错,也一样放弃。”事实上,在一年以前,他早已在私下作出过这样的回答:“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一九二一年,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话虽故意只说了半句,但那个“听他罢了”的范围有多大,却是标示得明明白白了。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这“实在不行就算了”的说法,其实是一剂预防针,是用来稳定启蒙者的情绪,使他不至于为了收不到效果而失去信心,目的还是在打气的。但是,恰恰是他这种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打气方式,使人禁不住要心里发凉,那对启蒙的无效的透彻的预感,实在凸现得太触目了。
  在谈及思想启蒙的时候,他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就是强调它的长期性。一九二五年他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人……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21)在另一处地方,他说得更具体:“现在役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22)这其实还是那个“各走自己的路”的意思,是预防久攻不克的焦躁而先作的一种心理准备,并不是启蒙没有效果,而是它本来就来得慢,社会一定会有改变,民众也一定能够醒悟,只不过这一切都在遥远的将来,你现在还不能够看见——差不多七年之后了,他却还是在重复“听他罢了”的话,你说这是呐喊呢,还是叹气?
  当然,鲁迅在“五四”前后发表的最重要的文字,还是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四年间一气写下了十多篇。他自己说,他写这些小说是意在“呐喊”(23),你顺着这个角度去读,也果然会从中听出启蒙的呼叫。《狂人日记》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现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控诉和讽刺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的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不用说,与随感录相比,这些小说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激情。
  但是,就像他那些独特的打气的话一样,你细读他这些小说,到最后也会在呐喊的声响之外,又觉出另外的意味。譬如《狂人日记》,那“狂人”对“吃人”的历史的批判是那样彻底,在吃人者的包围中间又那样不屈,最后还要高喊“救救孩子”,你多半会将他奉为一名清醒的先觉者吧,可是,鲁迅在小说的引言当中,却引用“狂人”的哥哥的话,说他“早已愈,赴某地候补矣”,(24)一旦把这引言和正文部分联系起来,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再譬如《药》,以“愚昧”的乡民拿启蒙者的鲜血当药吃,作为基本情节,通篇的描写又是那样冷峻阴郁,尽管作者在结尾添了一个花圈,放在启蒙者的坟头,整篇作品的压抑的氛围,还是会使你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阿Q正传》,从第一章的有意的揶揄和戏谑,到最后一章描写阿Q临刑时的不自觉的紧张,作者的叙述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前那居高临下的气势逐渐消失,你最后看到的,竟是一种与阿Q感同身受式的绝望的悲哀,到这时候,一种无以名状的消沉和沮丧情绪,会不会早已悄悄地潜入你的心头?还有那篇《头发的故事》,主人公N竟说出这样一长篇话:“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腹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25)简直是重申那个“铁屋子”的比喻,那“假使寻不着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的愤辞了。
  鲁迅写《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类小说,本意当然是在以启蒙的眼光,去刻画昏睡着的“他们”,他甚至还担心,“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26)可是,文学创作毕竟有自己的法则,无论作家抱着怎样的动机。一旦进入创作,总难免要受这法则的约束,而它的头一条,就是:表白你自己!因此,鲁迅就是心再诚,再想遵从启蒙主义的“将令”,他内心的那些与启蒙态度并不相符的情感体验,还是会不由分说地涌上笔端。即使在设计人物,编织情节这样一些较富于理智的活动中,他大致能够排除它们的干扰,一进入具体的描述,却不能不听任它们自由出入了。小说家非但不可能在描述他人的时候,保持完全的冷静,他也不可能完全去描写他人,他自己的心绪,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作品,成为他的描写对象。连写杂文,鲁迅那副启蒙主义的面具都不能遮住他的阴郁情绪的流溢,在小说里,这面具的遮蔽作用就更有限了。
  鲁迅是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的,这独特并不在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对,他的独特是在另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便是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这呐喊多半不会引来什么响应;就在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世界上恐怕是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是命运造就了他的这种独特之处,而“五四”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也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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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这份刊物最初的刊名叫《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起改为《新青年》。为行文方便,我一开始便称它为《新青年》。
  鲁迅: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六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页。
  鲁迅:一九二0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八页。
  鲁迅:《<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五页。
  如果以欧洲十七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标准,“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很难算是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它的发起者们的那种明确的救世目的,那种借思想学术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功利意图,尤其是它赖以产生的那种普遍的关于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都决定了这场运动必然具有一系列富于中国特色的性质。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讨论,但我在一篇题为《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的论文(《上海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四期)中,从现代文学发展的角度,对这场文化运动的特点作过初步的分析。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鲁迅:《写在<坟>后面=,《坟》,二百零八至二百零九页。
  鲁迅:《随感录,四十》,《热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三十页。
  鲁迅:《随感录·四十一》,《热风》,三十二页。
  鲁迅:《随感录·四十九,,《热风》,四十四页。
  鲁迅:《随感录·六十六》,《热风》,六十六页。
  鲁迅:《随感录·六十一》,《热风,,五十九页。
  鲁迅:《随感录·五十九》,《热风》,五十六页。
  鲁迅:一九二0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鲁迅书信集,上卷,二十九页。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一百十八页。
  鲁迅:《忽然想到·三》,《华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十页。
  鲁迅:《忽然想到·四》《华盖集》,十三页。
  鲁迅:《渡河与引路》,《集外集》,三十一页。
  鲁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十八页。
  
  21 22
  23同4
  24鲁迅:《狂人日记》《呐喊》,七页。
  25鲁迅:《头发的故事》,《呐喊》,四十八页。
  26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集外集》,七十六页。

第八章 小成功和大绝望


  尽管戴着面具,呐喊得颇为吃力,鲁迅投身启蒙运动的个人目的,毕竟很快就实现了。向《新青年》投稿不久,他就赢得了编辑部同人的尊敬,应邀参加每月一次的编辑委员会会议,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由于《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小说,尤其是《阿Q正传》的陆续发表,他更引起北京、上海等地读者的广泛关注,《狂人日记》甚至被选进小学的国文课本。从一九二0年开始,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为讲师和教授。他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在学术界颇受称赞。在文学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沈雁冰、郑振择等人组织文学研究会,就尊他为重要的指导者;后来的“浅草社”、“春光社”和“沉钟社”,更将他看成前辈和导师。他还与几位朋友创办《语丝》周刊,发起“未名社”和“莽原社”,以至被人视为文坛上的一派的领袖。每到晚间,他的会客室里便有青年人围坐,热切地望着他,希望能听到中肯的教诲。他不再是绍兴会馆里那个默默无闻的“待死”者了,他现在成了大学讲台上的名教授,读者钦慕的名作家。
  他的自我感觉也变了。他从小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这既是来自出身的优越,也来自智力的早熟。他到日本以后的自荐轩辕的激情,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这种自视甚高的胸怀。你仔细看他返回中国之后的种种悲愤情绪,种种自居牺牲,甘愿待死的举动,都少有一般沮丧者的颓唐气息,倒是常常会显出激烈的意味,就更能够体会他骨子里的优越感,惟其有过那样崇高的自许,却偏偏到处碰壁,才会转而酿成激烈的自绝冲动。因此,一旦他能够引来青年人的瞩目,获得社会的承认,压在心灵深处的自尊情感就立刻会冒上心头。何况中国文人向来有重视功名的传统,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曾模仿《离骚》的格式作过一首长诗,最后两句日:“他年芹茂而样香兮,必异藉以相酬”,就充分表现了这种功名心。我可以肯定,随着社会名誉的日渐增长,他的自信也一点一点恢复,先前那些受人轻蔑、走投无路的记忆,应该一天比一天淡薄了。但是,鲁迅介入公众生活的后果,却不仅仅是收获赞誉和尊崇,他还引来了恶意和敌视。他那样猛烈地攻击旧传统,自然会引起保守主义者的不满,有一次回答《京报副刊》的提问,他写了一句:“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竟招来一大串反诘和攻击。他那样热情地替青年人说话,也确实赢得了青年读者的欢迎,就又会引起一班名人和准名人的嫉妒,种种讽刺、挖苦的言论,也便悄悄地扔了过来。特别是一九二五年的“女师大风潮”,更使他和一批官僚、学者结下了冤。
  早在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就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要教育部撤校长的职,一直闹到一九二五年春天,双方仍然相持不下。鲁迅开始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依旧每周去上一次课,下课铃声一响,便挟起书包回家。几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到这一年四月,情形大变,先是司法总长章士钊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六名学生领袖,然后是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命令,章士钊则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连锅端掉!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女学生,一边却是从校长到总长到总理,恃强凌弱到了这个地步,稍有正义感的教员都会看不下去。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和女师大的学生许广平等人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好感逐渐加深,他在感情上,也会不自觉地向这批学生倾斜,于是在五月十二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不用说,从章士钊那一面立刻就射来了箭。先是几位向来就有点看他不惯的教授,例如陈西滢,转弯抹角地讽刺他挑剔风潮;接着是章士钊以“结合党徒,附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在教育部的办公会议上,还有人提议不发鲁迅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经济上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一面连续写文章,措辞激烈地还击陈西滢,他在这一年写下的杂文中,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一面又自己拟了状子,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就论辩的笔力而言,那批教授哪里是他的对手,战不多久,就有陈西滢的朋友徐志摩出来,要求双方“带住”,而他还不罢休,写了《我还不能“带住”》的杂文,指责他们是在“串戏”。至于打官司,拖了大半年,也终于是他胜诉,法院撤消了章士钊的命令,准许他回教育部复职,而此时章士钊已经离开了教育部。
  鲁迅虽然得了“胜利”,在北京的处境却逐渐恶化。“女师大风潮”还没有结束,段祺瑞的士兵在执政府门前枪击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发生了。鲁迅非常愤怒,在《语丝》上发表文章,称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自然更触怒了官方,三月十六日的《京报》上就有消息透露,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仅是李大钊等五人,这对鲁迅还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往“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办的医院躲避,有一次太仓促了,竟只能躲在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十天之后才搬出去。居然弄到了得罪最高当局,不得不东躲西藏的地步,比起在绍兴会馆的平安的日子,是更不如了吧。
  单是遭受官府的压迫,鲁迅大概还能够承受。北洋政府并没有真来搜捕他,他的避难生活也并不都是那样狼狈。从另一面讲,官府的压迫正表明了被压迫者的力量,倘若北洋政府真来搜捕他,只要不被抓住,鲁迅多半也能从中获得自傲的勇气吧。但是,他遇到的情形却复杂得多。就在他似乎是挫败了那批官僚学者的攻击的同时,这攻击却促成了他自己内心的两种阴郁心绪的大爆发。
  其中一个,就是不得不做官的痛苦。他当初到教育部任职,本意只在逃离绍兴。中国文人向来有做官的传统,那又是共和政府的教育部,所以他并不觉得,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去做官,有什么不合适。可到“五四”前后,情形就不同了。先是袁世凯称帝,再是曹馄贿选,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北洋政府早已经丧失了合法性,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种种强调知识分子社会独立性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股鄙视官场的风气,正逐渐蔓延开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进德会”,要求会员除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更要做到不作官吏,不当议员,可见这风气的流行程度。鲁迅身在官场,对其中的黑暗自然看得清楚,即使初到北京时,他曾想借这个位置为社会作点事,到二十年代初,他一定已经明自了,这做官是非常无聊的事,他根本不应该做官。但是,为了负担家族的生活,他又不能扔掉这个饭碗。他每月的官俸是三百块大洋,虽说经常欠薪,只能发二三成,每月却也有近百元,不是个小数目。他也曾尽力教书,一度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每月的讲课费却只有十几元,太少了。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吃够了贫困的苦头,他很早就懂得了没有钱,什么事都干不成,在那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他那样强调“经济权”,就正是出于自己的痛苦经验。因此,尽管满心不愿意,他却仍然继续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除了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几天官,一直都没有离开。就是袁世凯准备登基,他也只象征性地辞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部主任”这个虚衔,并不真辞职。这似乎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尴尬。和传统文人不同,他们很早就知道应该到官场之外去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可是,他们置身的社会仍然是专制统治的一统天下,即便那些似乎是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和空间,你仔细看看,也都会发现有许多或明或暗的官场的影子在其中晃动。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知识分子似乎是注定了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他们渴望洗干净自己,却总是发现爬不出污泥坑。
  鲁迅当然意识到这种尴尬。尤其是“五四”以后,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间,像他这样兼当教员和官员的人越来越少,这尴尬也就日益触目。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不止一次用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是一个官”。甚至一九二六年复职以后,还在《记“发薪”》中借题发挥,大讲一通“中华民国的官”,足见他对自己为官的身份,是怎样耿耿于怀。可是,自己解嘲是一回事,别人指摘又是另一回事,就在他用种种办法企图消解那份尴尬的时候,陈西滢们却直接来挑他这块心病了:“他(指鲁迅)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几例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就叫人有些恶心了吧。”鲁迅对陈西滢们的抨击,通常都很有力,但对陈西滢的这番指摘,他的笔却有些软,竟举出张勋复辟时曾辞过官,最近又被章士钊革了职这两件事为自己辩护,而这等于承认了陈西滢的基本立论——在北洋政府中做官不光彩——是正确的。鲁迅后来说,人一旦站到辩诬的立场,不免就有点可怜,他这一向恰恰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可怜的境遇,我们不难想象,那痛苦会怎样沉重地压迫他。
  更痛苦的是还要和章士钊打那样的官司,从知识分子的立场讲,你章士钊这样恶劣地镇压学生,就是不革我的职,我也该辞职抗议,鲁迅被革职后,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不就愤而辞职了么?可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向法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回那个官职。这里面当然有意气,他偏要和章士钊针锋相对地斗一场,但深究他的动机,他不能失去这份生计,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吧。不管是什么意图,他为了一个官职与章士钊打官司,总和一般知识分子洁身自好的标准不大相符,所以,他不得不向朋友多次解释:“其实我也太不像官,本该早被免职的了。但这是就我自己一方面而言。至于就法律方面讲,自然非控诉不可。”不知道许寿裳和齐寿山对鲁迅打这场官司会怎么看,他们大概能理解他的苦衷。但是,他们为了他而辞职,他却打官司要捍卫自己的官职,两相比较,我总觉得不大对头。也不知道鲁迅写这一类信时心里是怎么想,他大约也感到某种不安,觉得应该为自己解释一下吧。
  与此相关的第二种阴郁心绪,就是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无论是“女师大”风潮,还是“三·一八”惨案,也无论是与章士钊们斗,还是躲避“执政府”的迫害,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向他重复同一句话,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你总是居于劣势,再有理也没有用,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被杀掉了吗?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可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当年袁世凯下令由警察局审查报刊,不就把全国都治得鸦雀无声了吗?他们可以杀报馆老板邵飘萍,爱封哪家报纸就封哪张报纸,你书桌上的几页稿纸,他们哪里放在眼中?鲁迅不能不承认了:“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亭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虽然他紧接着又说:“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可在十二天后,他又向许广平坦白了,“那岂不过如此么”的话,其实是专对她讲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心。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起,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接二连三地贬低文人、文字和文学的作用,语气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就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的中途,他听到了“三·一八”惨案的消息,拿这个流血惨案和自己正在写的那些讽刺文字一对比,他顿时觉出了自己的可悲:“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可是他做的,依然只是再写一些文字,什么“如此残虐阴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什么“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用了最严重的词汇,依然掩不住它们的“无聊”,于是他忍不住在结尾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处”直到这一年十月,他还压不下心头的愤激:“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夫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一种深感自己在专制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心情,深深地罩住了他。
  这就是陈西滢和章士钊们给予他的最大的伤害,他们逼他看清了自己的这一面:当面对黑暗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能无所畏俱。单是为了生计,他就不得不勉强自己继续去做官;他也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用了那样的牺牲换来的,依然是一个无能为力。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自我认识,那就无论从世俗成功中收获多少自信,都会被它抵消掉吧。
  当然,鲁迅在二十年代上半叶遭受的最大的打击,还是来自他自己家庭的冲突,他对骨肉亲情的理想的破灭。人都是矛盾的,他当初那样厌恶绍兴旧家的生活,不惜孤身远行,可他毕竟是浙江人,在寒冷的北京孤孤单单生活那么久,又难免会觉出其他种种的难捱来。他已经年届四十,昔日那拓荒的生气日渐淡薄,一种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不知不觉就从他心底滋长起来。因此,他一九一九年将全家接到北京,与先已到达的周作人夫妇一起,聚居于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的时候,他对这种大家庭的生活,似乎又觉得可以接受了。你看他那样尽心竭力地维持这个家庭。他自己并无子息,可买下八道湾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游玩”,考虑的全是两位兄弟的孩子。大家议决由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掌管家政,鲁迅每次发了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她,甚至还拿出一部分寄往东京,接济羽太的娘家。即便对羽太的不知节俭,他渐生不满,经济上还是极力撑持,绝少怨言。他仍然不喜欢朱安,分屋而卧,形向邻人,但对她还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好几位学生劝他送其回绍兴,他都不忍实行。对母亲更是恪尽孝道,只要母亲开口,他就是不情愿,也总立刻答应。到后来,朱安对他的有些要求,也通过母亲传递,他也知道,却依旧说:“好!好!”似乎是抱定了宗旨,情愿受些委屈,也要维持住整个家庭的和睦。
  我相信,他这不单是为了尽义务,也是为自己。一个人有个温暖的家,他抵抗社会压迫的能力就会增强。无论在教育部如何受气,也无论从报刊上读到多少令他恼火的文字,他只要推开八道湾十一号的大门,看见明亮的灯光,家人的笑脸,还有那一群吵吵嚷嚷的侄儿侄女,心头就立刻会感到一股暖意,一股亲情的滋润和慰藉吧。当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满屋子弥漫着酒菜的香味和团圆的气氛时,他大概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生存的一份重要的价值吧。说到底,人的生存意义,就体现在他人对你的需要之中,即使鲁迅对社会的变革完全失去信心,对自己在这变革中的作用也不存指望,他的精神世界大概仍不会垮掉,还有一根坚固的支柱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他对和睦的家庭生活的期待,对自己作为这个家庭的主要维持者的自豪。
  但是,连这最后的一根支柱,也很快折断了。一九二一年周建人全家迁居上海,八道湾十一号的后院顿时空寂了许多。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鲁迅更和羽太信子发生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和周作人闹翻了。究竟为什么事和羽太发生冲突,到现在还是个谜。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仅仅写了一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既要记下这件事,又不想把冲突的详情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他对待这次冲突的态度,耐人寻味。再看周作人,这一天的日记上干脆一字不提,却在冲突后的第五天,自己到前院给鲁迅送去一封绝交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从头到尾是一种看清真相,大梦初醒的口气,还隐约夹着一丝谅解鲁迅的意思,但对那场具体的冲突,仍然不置一辞。当事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会明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一位当时也借住在十一号前院的熟人说:“大先生和二先生忽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地商量写文章……”直到今天,所有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这场冲突,这本身便向人暗示了理解这冲突的大致的方向,它显然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使他觉得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与鲁迅相处。就从那一天起,他和鲁迅彻底绝交了。
  鲁迅和周作人一闹翻,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家庭也就垮了。一九二三年八月初,距离那场冲突才半个月,他就迁往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他原打算一个人搬走,曾对朱安说,你或者留在八道湾陪母亲住,或者回绍兴娘家,我会按月寄钱供养你。但朱安想了一想,回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他也无话,于是一同搬去。比起八道湾,砖塔胡同的房子是又小又矮。在那边原来是融融洽洽的一大家人,这里却只有朱安一个人日夜相伴。他很快就病了,而且是大病一场,连续几十天发烧,咳嗽,还吐了血。在这之前,他从没有这样病过。他一晚接一晚地失眠,心头充满了伤心和愤恨。除了母亲,他最亲近的就是两位兄弟,尤其是周作人,不但感情深厚,志趣也相投,从世界大势,人类命运,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彼此都有许多共同的看法,那种所见略同的共鸣,给他们的手足之亲又添上一份心灵相通的情味。他到北京以后,几年间和周作人的通信,各人都在三百封以上,这是怎样难得的情谊!可现在,兄弟反目成了仇人,他去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周作人竟举起一个铜香炉要砸过来,这冤仇怕是解不开了。因此他格外痛恨羽太信子,屡次对人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一九二四年写《〈俟堂专文杂集〉题记》,署名“宴之敖者”,其中的“宴”,由人、日、女三部分组成,“敖”的古字为“青”,由出、放两部分组成,正是暗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放逐”。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写《铸剑》,给那个代眉间尺报仇的黑衣人取名,还是用的“宴之敖者”,他对羽太的憎恨,也不可解了。他在社会上经受了那么多的敌意,现在这八道湾的大家庭又四分五裂,虽然还有母亲的慈爱,但他在家庭生活上落到现在这个困境,不正有很大一部分,是母亲亲手造成的吗?连母亲都是如此,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珍贵呢。对家庭和骨肉亲情的幻灭,是将他推入最深刻的悲观了。
  他到北京已经十年。这十年中,他尽力挣扎,奋斗,似乎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可在更深的意义上,他的生活境遇其实是恶化了。十年前他可以写信给朋友,请他们帮他寻生路,随便怎样的路他都可以走,只要是生路便行。现在他却有了种种的牵制,亲族的负担没有减轻,又添上了自己社会身份的限制,单是那一张启蒙者的面具就够沉重了。十年前他的敌人都很卑琐,不过是浙江甚至绍兴一隅的小人,现在他的怨仇可就厉害了,他们正对他占着绝大的优势。十年前他再怎样孤单,心中并不是一片空自,家中有慈爱的母亲,更有志同道合的兄弟,可现在这些亲情都飘散了,他几乎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人,唯一陪伴在身边的,又是那样一个他绝不喜欢的朱安……十年苦斗,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固然是脱离了“待死堂”,却落入了更加痛苦的大绝望,这教他怎么承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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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鲁迅:《祭书神文》《鲁迅诗全篇》,十页。
  鲁迅:《青年必读书》,《华盖集》,七页。
  鲁迅:《无花的蔷蔽之二》《华盖集续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五十六页。
  陈西滢:《致志摩》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
  鲁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七十三页。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华盖集续编》,五十四一一五十六页。
  鲁迅:《华盖集续编》校讫题辞,《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六页。
  胥克强:《鲁迅在北京故居调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十六页。
  《鲁迅日记(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三百九十五页。
  周海婴编:《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三十四页。
  对周作人信中所谓“过去的事情”,千家驹有如下的解释:“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已夫妇的关系”(《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十二页。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鲁迅生乎史料汇编(第三辑)》,四百八十页。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二十五页。

第九章 从悲观到虚无

他的身体渐渐坏了。肺病的征兆开始出现,经常发烧。脸色也不好,发青,才四十几岁的人,已经显出了老态。也许是为了减少睡眠,他常常故意少睡觉,甚至通宵伏案,第二天上午却继续去办公。酒也越喝越多,有时候简直是放纵自己酗酒,以至他的学生见了,以为他存心要损害自己的健康。
  他的心绪也越来越坏。他在一封通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这里说的个人的无治主义,是指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在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以主人公绥惠略夫表现的一种思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成了单人,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在二十年代上半叶,这样的思想在鲁迅心里日益膨胀起来。一九二一年他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就对书中的主人公深表敬意,称他是伟大的人物。一年以后,他更提出一个令人战栗的散昨论: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的风潮,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其中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昨这一件事了。比起《摩罗诗力说》中对撒旦的解释,甚至比起《药》里对人血馒头的描写,这散昨论是阴暗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念念不忘这个看法。许广平为了女师大风潮向他抱怨群众之不可恃,他口答说:群众不过如此,由来久矣,将来恐怕也不过如此,而且重提旧活:提起牺牲,就使我记起前两三年被北大开除的冯省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有人建议将死难者公葬于圆明园,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三块光秃秃的墓碑:万生园[即三贝子花园]多么近,而烈士坟前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散昨伪思想简直就像是埋在他心中的一颗非常灵敏的地雷,附近稍有一点震动,它就地炸开来!
  请注意他这时候的群众的含义。当在日本鼓吹排众擞的时候,他主要是指类似华老栓和坐在他店堂里的茶客那样的人物。可是,他现在说的群众,却是把青年学生,而且是闹风潮的学生,都包括在内。在现代中国,这样的学生正是新文化的最敏感的响应者,是陈独秀们希望造就的新知识分子的最可能的候选人。二十年来,一批又一批觉悟者和启蒙者,包括鲁迅自己,不都是从这样的学生中产生的吗?可鲁迅现在竟似乎将他们看得与华老栓没什么两样,华老栓会蘸夏瑜的血,他们也会将冯省三忘得一干二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待世人的绝望的眼神,那种任什么人都不再信赖的愤激的态度,正和绥惠略夫相差无几了。
  他自己也承认。一九二五年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在女师大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更明白地断言,许多中国的启蒙者将会走绥惠略夫的路: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人道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定人类有一种共同的理性,至少是一种向善的潜力,一种互相理解,互相沟通的可能。所谓对人的信心,实际上就是对别人身上与我相似的东西的信心。一旦你不再相信人和人能够沟通,你就迟早会走进绥惠略夫式的思路。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同样是新知识分子的陈西滢们也好,呼吸着新文化空气长大的青年学生也好,甚至自己的朋友和熟人,母亲和兄弟:恰恰是这些似乎最应该和他相通的人,不断地向他证实人和人的不能相通,他当然要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了、
  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前者愿意为人道承担责任,后者却愤怒地要撤回承担,鲁迅既然和绥惠略夫发生共鸣,他对自己原先出于人道主义信念承担的种种责任,作出的种种牺牲,就必然要重新审视。周作人在绝交信上说:我要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这其实也正是鲁迅想说的话。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写出一篇奇特的散文,题目叫《颓败线的颤动》,借做梦的形式,讲一个母亲为养活女儿出卖肉体。可女儿长大,嫁了丈夫,又生了一堆儿女之后,却领着全家责骂已经衰老的母亲:我们没有脸见人,就只因为你……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连那个最小的孩子,也举起手中玩着的干芦叶,大声地说:杀!于是那垂老的母亲走进荒野,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这是些什么言语呢?鲁迅写道: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每一对词都构成那样尖锐的对比,我自然要揣测,这是暗示了他自己的心绪的变化。一年以后,他终于在私人通信中,明白说出了那老母亲对天吐露的心声: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自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指许广平],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都在嘲笑我的瘦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我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我理解他的口气为什么这样激烈、他的童年生活毕竟造就了他一份善良的心地,尽管他聪明,敏感,当与人交往,尤其是与比他年轻的人交往时,他还是会丧失警惕,一次一次地上当。还在绍兴教书时,就有学生借谈学业到他房中骗烟抽,还回宿舍传授经验,以至一些学生群起效尤,而他终不觉察。到北京以后,这样的事情就更多,性质也每每更为恶劣。我还相信,至少在潜意识里,他是把周作人尤其是羽太信子与他的翻脸,也归入这一类的。因此,他一旦从绥惠略夫式的思路来理解这些事,先前有多少善意,现在就会反过来激出多少恶意。正因为先前是宽厚而上当,现在就格外要用苛薄来自保,一旦好人发现自已错了,他就会变成比谁都的人,鲁迅正处在这样的转变当中,他的口气怎么会不激烈呢?他那渐渐倾向个人主义的自白,无异是一声悲愤的宣言:我将不惮以最坏的动机来揣摩中国人!
  他当然不能完全实践这个宣告。一个人老是用恶意来揣测别人,他自己首先大概就没法活。他的内心又那样复杂,即便倾向于个人主义了,人道主义的情感也还会留存,就在写《颓败线的颤动》的同时,他依然扶持青年人,甚至也依然继续上当,一位名叫高长虹的青年朋友为了许广平对他不满,他就没有觉察。但是,在有些时候,他又确实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明显的多疑和易怒。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杨树达事件。北京师范大学一位名叫杨树达的青年学生,正巧在神经错乱的那一天撞进鲁迅家中,举止自然有些反常,鲁迅便疑心是论敌派来捣乱的打手,很紧张地接待他,还连夜写了一篇文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详细讲叙事情的经过,自己的感受,结尾写到: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一个星期后,他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紧写了两段文字更正,说:这是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了。只要仔细读过他那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尤其是后半部分的那几段推论,恐怕谁都会感到悲哀:一个人陷入了这样严重的病态心境,他还怎么与人交往?事实上,还在这之前,他就有过减少与人交往的念头,曾在一封通信中直截了当他说: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因为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这和他初到大学兼课时热情接待青年学生的态度,是大不同了。即便和熟识的青年朋友聊天,有时候也会神经过敏。他的学生许钦文就记过一件事,几位青年人在他的客厅里聊天,谈笑之间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跑进母亲房中,生气他说:他们同我开玩笑。他一直没有返回客厅,那几个冒失鬼也不觉察,直到很晚了,鲁迅的母亲来下逐客令,他们才发现事情不妙,互相伸伸舌头,悄悄离去。类似的事情当然不止这一件,所以有些陌生的青年人便不大敢去拜访他。后来参加莽原社的尚锁就说过,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一直没去见鲁迅,除了怕他忙,也有点惧怯,传言中他的脾气不好。鲁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种好脾气的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又多受压抑,在许多场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场合,便很容易不自觉地发作。但他向来有个自我约束,就是尽量不对年轻人发脾气,即如许钦文记的那件事,他所以离开客厅,也是想避免当面发火。可是,北京的青年学生中间,还是形成这样一种传言,他的自我约束,显然是经常失败了。
  令人悲哀的是,鲁迅有时候固然看错,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却常常是看对了。因此,这种不借以恶意来揣测别人的作法,常常给他带来特别的收获。他与人论战时的犀利的锋芒,有许多就是来自对叵测人心的透彻的挑剔,甚至他对历史人事的独特见解,也有不少是来自这种挑剔。一九二五前后,他多次对朋友说,他想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从白居易开始,那么多人都写过这个故事了,他却仍然别具慧眼,从中看出新的意味。他向郁达夫详细讲过自己的构想: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性命呢?……也许是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从《长恨歌》起,长生殿上李、杨的密约,历来被看作是爱情的忠贞誓词,可鲁迅固执地认定: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对人心的阴暗面的挑剔,似乎也太厉害了。我以前读他的文字,常常佩服他这种特别的眼光,有时候甚至心生羡慕,希望自己也能炼出这样的本事。可现在我觉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他这副特别的眼力正是一个危险的标记,表明他在怀疑人的思路上,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这条道路的尽头,就站着虚无感。对中国的历史传统,鲁迅早就不再景仰;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也越来越不抱希望,一九二五年他写道: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这既是对清末以来革命历史的总结,也暗示了他对未来的估计。那么年轻的一代呢?杨树达事件正显示了他对年轻人的戒心。经历过和周作人夫妇的反目,他也不会再轻信骨肉之亲。他甚至将母爱视为一种累赘,早在许寿裳妻子病逝时,他就这样劝慰说:“‘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事,故敢言之矣。茫茫天地之间,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样东西,可以寄托生存的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必然会陷入虚无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决绝他说,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像《报复(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狱》那样的作品,更标示出他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多么深。他对许广平说,他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21)他自己也知道是陷入虚无感了。
  这虚无感不同于启蒙者的悲观。你想驱除黑暗,却发现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会长存于人间:这是悲观。它会使人丧失信心,却不一定会使人停止行动,即便没有胜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杀式的冲锋,可以当肩住闸门的牺牲,这种冲锋和牺牲本身,便可以确立你的价值,是否胜利,其实倒不重要了。虚无感却不同,它虽然包含对战胜黑暗的悲观,但它同时又怀疑在黑暗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倘若天地之间只有黑暗是实有,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这样的虚无感,就会迅速失去行动的热情,牺牲也罢,反对也罢,都没有意义,人生只剩下一个词:无聊。
  因此,这虚无感也不同于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绥惠略夫毕竟是理想主义者,他固然对社会上的一切都失去尊敬,对自己却依旧抱有某种确信,一边是不可救药的社会,一边是孤单单的自己,至少他对自己与社会的对峙,依旧看得很清楚。惟其有这对峙的意识,他才会那样疯狂,在大街拔出手枪横射过去。一个陷入虚无感的人却不大会有这样分明的人我界限,他怀疑世界上的所有价值,这首先就包含对自己的怀疑。你对自已都怀疑了,又怎么会有绥惠略夫那样深广的仇恨呢?没有这股仇恨作动力,你又怎么会产生像他那样暴烈的报复冲动?你也许会实行某种精神上的自杀,某种极力麻痹自己,尽速消蚀生命的颓唐,但这样的自杀也好,颓唐也好,骨子里还是一种忍受,一种自戕,并不包含多少对社会的报复。绥惠略夫式的绝望,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激情,而鲁迅遇到的虚无感,却是要取消一切激情——包括仇恨的激情。
  其实,早在日本期间,他就已经尝到了这种虚无感。他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办《新生》,可外界的阻碍和压迫还没有降临,他们自己便莫名其妙地溃散了:在这时候,他会不会感到某种无以名状的沮丧?虚无感既是对人生意义的否定,它就不是理智所能包容的东西,在许多时候,它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直觉,一种感悟,越是理智无力分析的事情,越是莫名其妙的挫折,就越容易引发它。鲁迅的悟性本来就高,脑子里又存着那样丰富的阴郁记忆,一旦找不到明确的对象来为《新生》的流产承担责任,用他的话说,他当时是不知其所以然(22)他就几乎必然会产生一种深广的幻灭情绪。我在前面说过,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本能,它就像一柄双刃剑,固然能帮助他压制情绪,也很容易引他入虚无的心境。几乎每次他对自已的奋斗目标发生怀疑,这怀疑的范围都会迅速地扩大。《新生》流产对是这样,辛亥革命以后是这样,在北京抄碑也是这样,他后来就明确说过,他那时是感到了未尝经验的无聊。(23)虚无感已经在他心底隐伏了那么久,一旦现在破土而出,它会怎样牢牢地攥住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被虚无感缠住的人,势必会走上随随便便,玩世不恭的道路,他可能放浪形骸,也可能随遇而安,不管取哪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都不再是社会,而是自己。鲁迅自然也是这样。一九二六年夏天,有人向他谈及他对青年人的指导,他回信说:这些哲学式的事,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先前的悲观:有许多就是因为太关心社会和他人,现在转向个人,感觉就大不一样,所以他紧接着又说:我近来的思想,倒比先前乐观些,并不怎样颓唐。(24)五个月后,他又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25)当编定了《坟》,撰写后记的时候,他更坦率承认,自己的思想,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6)他不光这样说,还认真想这样做,他和许广平商量今后怎么生活,列出的第一项选择,就是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27)虚无感不单是改变了他的人生见解,它简直要进一步改变他的人生实践了。
  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正是从这一串足迹,我看出了中国文人传统在他心灵上烙下的深刻印迹,就在称赞绥惠略夫的伟大的同时,他又感慨在中国看不到这样的人物,当这样说的时候,他大概正觉出了自己和他的不同吧。理想主义的悲观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意识,恰如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痛苦,越是坚信理想的神圣意义,一旦发现它不能实现,这悲观煎熬就越是严酷。所以,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这这样的悲观,没有对理想的信徒般的热忱,没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殉道式的执著,恐怕任何人都难以长久地承受它。尤其中国的文人身上,理想主义精神本来就不强大,宗教热忱更是淡薄,他们就更难这样的悲观。一旦身陷其中,便本能地想地要挣脱,而挣脱的主要办法,便是以中国人特别发达的悟性,把对人生某一个方面的悲观,迅速扩展为对整个人生的悲观,将对某个局部的否定,放大成为对整体的否定。一旦你对整个人生都悲观了,都否定了,就等于是取消原先与那个悲观对峙的乐观,取消了这乐观据以立足的理想,而走到这一步,你实际上也就取消了那个悲观,这就是中国式的虚无主义。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更不用说那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了,骨子里都是这么一条逃避悲观的思路,只不过眼光的深浅不一,悟性的高下不同罢了。几千年来,从悲观向虚无主义转移,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摆脱精神痛苦的一种自然本能,在许多时候,他们甚至用不着理智的牵引,便能下意识地完成这种转移。不用说,这样的精神本能同样深植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无论他们摆出怎样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一到陷入悲观情绪,仍然不自觉地就会向虚无感求援。鲁迅最终会走入虚无感,正是他和他那一代人精神上根深蒂固的传统性的一个触目的标志。
  难怪鲁迅一九三二年印行《两地书》的时候,会那样修改他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对自己思想矛盾的表述,将那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经过二十年代下半叶的几度波折,他显然是看清了,自己并不能成为绥惠略夫,从自己的悲观和绝望中生长出来的,并非是与黑暗同归于尽的复仇意志,而多半是顾自己随便玩玩的虚无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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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三页;并《<两地书>研究》,三百九十四页。
  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五页。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译文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二十五页。
  鲁迅:《即小见大》,《热风》,一百零五页。
  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九页。
  鲁迅:《空谈(二)》,《华盖集续编》,六十九页。
  
  鲁迅:《记谈话》,《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页。
  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野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四十一页。
  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面十三页;并《<两地书>研究=,一百五十六页。
  此文收入《集外集》,四十——四十六页。
  鲁迅:《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集外集》,四十七页。
  鲁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致孙伏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五十二页。
  许钦文:《老虎尾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六十五页。
  尚:《怀念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二百零二页。
  郁达夫:《历史小说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八百零一页。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五十三页。
  鲁迅:《杂语》,《集外集》,七十页。
  鲁迅: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八页。
  鲁迅:《求乞者》,《野草》,九页。
  21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十六页。
  22鲁迅:《<呐减>自序=,《呐喊》,三页。
  23同上。
  24鲁迅: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七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八十二页。
  25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七十一页;并《<两地书>研究=一百零九页。
  26鲁迅:《写在<坟>后面=,《坟》,二百十二页。
  27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两地书>研究=,一百零四

第十章 驱逐鬼气

鲁迅戴着面具上阵呐喊,最后却陷入深广的虚无感,他逃离待死堂的第一次努力,是明显失败了。但他不会甘心,因为他同样不能承受那个虚无感。他虽然说自己不再想那些哲学式的事情了,可是,真能够修炼到整天只认得鼻子底下一小块地方的人,世上又有几个呢?鲁迅向来是那样自尊好强,就连不愿意与朱安离婚,也要讲出一番大道理: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现在要他承认自己的人生并无意义,他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的。因此,就在他似乎是无可避免地一步步陷入虚无感的同时,他又本能地要从那里面拔出脚来。他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虽是不能,却仍想除去,从二十年代中叶起,他又开始了第二次艰难的挣扎。
  一个人所以会恨恨地宣告人生没有意义,总是因为他太相信人生是有意义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他原先对人生的确信,将他推人了虚无感的怀抱。鲁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驱逐内心鬼气的第一步,就是修订对人生的认识:我原先这样理解你,结果大失所望,痛苦不堪;现在我换一个角度打量你,或许会觉得好一点?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已经到了非常讨厌别人侈谈将来的地步,他甚至把所有将来一定好式的议论,都看成是某种欺骗: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数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之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这正是一段典型的虚无主义的气话,他原先太相信那些哲人的高论,现在才这样愤激地抨击它。但是,说将来一定好,这只是对将来的一种判断,你可以不信它,但你这不信本身,正也表现出对将来的另一种判断。人其实是很难做到不想将来的,尤其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总需要有一个关于将来的说法,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因此,他那些反对侈谈将来的言论。不过是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将来的苦苦的思索。
  一九二七年冬天,他笔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大时代。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几个月后他又预言: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大时代是什么呢?他解释说:许多为爱的牺牲者,已经由此得死,他们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话虽说得折拗,意思还是明白的,到献身者的牺牲不再仅仅引人旁观,而是逼人奋起的那一天,黑暗和光明将会有上场殊死决战,这决战的时候,便是大时代。其实,他后来评论小品文的话,是还有更加简洁的解释: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仔细想起来,这大时代的说法当然是令人沮丧的,它非但不安慰你,说在决战中黑暗一定失败,它还要提醒你,说现在连作这种决战的条件都不具备。但是,它却十分符合鲁迅的需要。它既非空泛的许诺,也不是绝望的枭鸣,光明虽不一定得胜,毕竟也还有一半的希望。更何况,它能够有效地解释眼前的黑暗,甚至可以解释即将围过来的更浓的黑暗,既然现在是进向极期的时候,黑暗的扩大也就十分自然了。设想一下,比起那种因为渴望快速走进光明,事实上却满目黑暗,于是禁不住狂躁忿怨的情形,你现在怀抱这个大时代的理论,是不是比较能够忍受黑暗,不那么容易绝望了呢?也真亏他想出这么一个对将来的判断,他使用的,其实还是五四前那个把将来推远去的老法子,但他现在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可以用它来填补那看破历史进步论之后的精神空虚,缓解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重压了。至少,他不再是被现实黑暗震骇得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写《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迸散出先驱者的豪气的。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们的名义发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狂人日记》的结尾部分,的自责尤其明确,他把自己干脆归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唤光明,又发现自己身上染着黑暗,到二十年代中叶,他笔下就涌出了这样的情绪: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消失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完全是一种夹在中间的困惑了。
  我很能够理解他这种困惑。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有个特点,它在骨子里一切照旧,表面上却风波迭起,动荡得非常厉害。这就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新陈代谢的水流很急,新的浪潮还来不及扩展,更新的一波又扑面而来。这个错觉对人的影响很大,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和信仰都正在变化之中,精神的定力相对薄弱,就特别容易受它影响,一觉醒来便以为自己是前卫,再睡一觉又担心自己落伍了。鲁迅投身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感受到这股压力,倘说到五四前,他的呐喊还能够汇入最急进的潮流,那到二十年代初,已经有另一些更加激烈的呼啸从耳边掠过。他毕竟四十多岁了,在人的生命向来早衰的国度里。这就算是渐人老境了,丰子恺一过三十,便蓄起长须,感叹自己到了人生的秋天,鲁迅比他年长十多岁,身体又明显在走下坡路,自然更难免有某种衰老的自觉。他写过一篇极力振作的散文《希望》,却在其中一再咏叹自己的迟暮,你当能想象,他这自觉有多么固执。面对那些不但生理上远比他年轻,而且观念也远比他激进的年轻人,他会不会产生某种自惭的感觉呢?
  他似乎应该不会。到二十年代,他已经不再相信直线进化的观念,对一些满脸激烈的青年人,也愈来愈感到不满;年龄的长幼,更和头脑的新旧无关,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恰恰又有一块心病,就是那回国以后不断滋长的自我不满,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不满几乎发展到了顶点,使他无法再像五四的时候那样,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了。因此,再面对那些比自己晚出,似乎更的人事时,他的心理就相当矛盾。一方面,他能够看透其中有一些的分量,是比自己轻得多;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地感到自卑心理,大大强化了他那衰老的自觉,将他一步步推进夹在蹭的苦恼。他原以为自己必定是属于未来,现在却发现并非如此,自已很可能也不符合未来的标准,要遭受它的拒绝。你想想,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在所有引他入虚无感的心理路标当中,自我怀疑的这一支显然是最醒目了。
  以鲁迅当时的情形,要拔掉这一路标,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订原先的自我设计,从那精神界的斗士的标准上降下来,另划一道更为切实的基准线。事实上,还在那自我不满开始冒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作这样的修订了。一九一九年他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将自己描述成一个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线上的牺牲者,比起十年前的慷慨自负,是更符合实际了。不单在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一生,他其实不都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深刻的悲剧人物吗?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牺牲者呢?是自己愿意还是只能如此?不把这一点想明白,这个新的自我设计还是说不圆。于是到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观念。他感慨中国的改革还将继续很多代,说: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一年以后,他又用哲学式的语言归纳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推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予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更由此引出关键性的推论:当开手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这是找对了路径,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大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需苦恼,也无可惭愧了。你看,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不就可以化解了吗?难怪从二十年代中叶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这些说法都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现了同一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妨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鲁迅竭力修订的第三个认识,就是对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看法。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士为万民之首,还是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都把握笔的人看成社会的栋梁,民众的导师。五四一代人深受这些观念的熏陶,自然将自己看得很高。他们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发动新文化运动,潜意识里正是以救世者自居。鲁迅也是如此,他在东京的时候那样自信,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他对自己打算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抱有极大的崇敬,他相信思想和文学的力量,相信用笔可以撼动社会。但是,到二十年代中期,现实生活的接连不断的教训,已经将他逼到了这个信仰的反面,在一封通信中,他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从当时的报刊上,他多少了解一些俄国的状况,知道不少曾经热烈赞颂革命的作家,包括叶赛宁那样卓越的诗人,都相继自杀了。一旦他把这两方面的情况联系起来,一种更为阴郁的揣测就油然而生:莫非们营垒里要压迫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新世界也同样容不下他们?莫非他们真就像自己描绘的那个影子一样,无论黑暗和光明那一边扩展,都注定了只能沉没?他在这个时候的几乎全部的痛苦,都被这个问号勾起来了。
  这就逼得他要重新思考知识分子和文学家的命运。一九二六年七月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在写于同时的一篇译文的后记中,他又借评论俄国诗人勃洛克,说了同样的话。这些话的意思很明确:革命是必然要给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造成痛苦的。一九二七年春天,他谈及北洋政府的恐怖统治,又重复他在北京说过的话,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这也是在强调必然性:文学本来就没有对抗专制的力量,它在黑暗中的命运,不过是被而已。显然,他还是用的老法子,要把那令人沮丧的现象,说成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春天,他并没有能形成一个对知识分子和文学的比较完整的新认识,这个问题太大,他一时也不可能想清楚。但是,就从他这种对痛苦的必然性的强调,我已经能够想象出,他将要形成的那个新认识,将会是怎样阴暗。
  鲁迅在虚无感中沉溺得太深了,他竟不得不用这样极端的方法来振拔自己。将来,自己,知识分子,文学,他现在统统将它们捺入泥水,弄得它们一个个满身污垢,黯淡无光。天地本来便一片昏暗,社会本来便异常险恶,既然置身这样的天地和社会,受苦受难是在所不免——当看到他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沮丧和虚无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太了不起,也太可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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